185897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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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精选 
【案号】（2022）渝05刑初50号
【审理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案由】刑事·运输毒品罪
很多当事人家属开口就问：“重庆运输毒品罪一般判多少年？”这个问题没法一句话答完。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这份判决，把运输毒品罪的量刑逻辑和一条死刑红线说得很透。
一、案情简介
2016年8月，被告人张某（女）受人安排，把20000余颗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藏进胸罩和内裤，装入行李箱，从云南昆明乘机到重庆，交给上家徐某义，拿到酬劳2万元。同月中旬，张某又伙同被告人普某（女）用同样方式，再次带甲基苯丙胺片剂飞抵重庆交付，徐某义付给3万元。民警当场从租赁房查获甲基苯丙胺片剂净重3740.31克。
2016年8月21日，张某、普某尿检显示怀孕，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期满后二人脱逃，并在脱逃期间分娩。2022年4月，二人被抓获并交付审判。
二、争议焦点
本案只有一点争议：被告人张某能不能认定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从而排除死刑适用。
三、法院裁判观点
（一）运输毒品数量巨大，本应判处死缓
法院认定，张某单独运输麻古20000余颗，又伙同普某运输3740.31克，构成运输毒品罪。结合运输的数量、次数、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当庭拒不认罪等情节，依法本应对张某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这也回答了大家常搜的“重庆麻古多少克会判无期徒刑”和“重庆运输冰毒五十克以上判几年”。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运输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就进入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档；麻古是甲基苯丙胺片剂，按甲基苯丙胺计算。至于“重庆麻古量刑标准2024是多少”，现行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和2023年昆明会议纪要仍是裁判依据，麻古按甲基苯丙胺折算，五十克以上即进入重刑区间。
（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审判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18号）明确：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批复 法释〔1998〕18号）
法院指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包括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已经怀孕的妇女。即便脱逃期间分娩，后又因同一事实被抓获并交付审判，仍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所以张某虽本应判死缓，但最终不适用死刑。这也是“重庆怀孕妇女运输毒品会判死刑吗”的明确答案：不会，死缓同样不适用。
四、判决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判决：被告人张某、普某犯运输毒品罪，均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无人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五、实务风险提示
2023年《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昆明会议纪要）要求区分打击重点。受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人，不能只按毒品数量或报酬决定死刑，要综合地位作用、主动性、主观恶性等因素慎重适用。本案张某受雇但数量巨大、拒不认罪，本已达死缓标准，只因怀孕身份免死。
受雇者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可争取区别对待、从轻处罚。但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的，即便受雇也可能判无期徒刑。能不能缓刑，要看数量、作用与认罪态度。“重庆运输毒品罪从犯能判缓刑吗”要结合案情判断，数量大的一般难以缓刑。
脱逃会加重人身危险性评价、影响从宽幅度，还会招致长期追逃并在量刑时从重处罚。脱逃期间分娩，不影响“审判时怀孕妇女”的认定。
运输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有自首、立功、受雇从犯等情节的，还能进一步从宽。具体判多久，得看全案证据。
能。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构成自首，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构成立功，都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是从轻量刑的重要抓手。
运输罪侧重转移、运送行为，贩卖罪侧重交易、倒卖行为。二者常一起发生，量刑都适用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但辩护切入点不同。
第一时间委托律师介入，会见嫌疑人、了解案情、申请取保候审，并为后续辩护固定证据。
六、律师点评
本案是受雇运输、数量巨大、审判时怀孕交织的典型案件。家属最关心的“重庆涉嫌运输毒品被刑拘怎么请律师会见”和“重庆运输毒品罪请律师多少钱”，说到底都是尽早拿到专业刑事辩护。运输毒品犯罪链条复杂，从犯认定、毒品数量核算、自首立功情节，每一环都直接左右刑期长短。遇到类似情况，建议尽快联系重庆刑事辩护律师，把握黄金救援期。
A1：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运输甲基苯丙胺（冰毒、麻古）五十克以上，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不满十克，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最终刑期还要看是否受雇、主从犯、是否自首立功等情节。
A2：不会。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缓也在排除之列。法释〔1998〕18号批复和本案都明确，被采取强制措施时已经怀孕，即便脱逃期间分娩后又被审判，仍视为“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
A3：根据2023年昆明会议纪要，受雇运输者应区别对待，不能单凭数量定死刑。如果受严密指挥、从属性明显，或者系初犯、因生活困难运输，可以不判死刑。但从犯能否缓刑，要结合毒品数量、所起作用、认罪态度等综合判断，数量大的通常难以适用缓刑。
很多人觉得，只要去银行多开几张卡、打算卖给别人，就已经踩了帮信罪的红线。真有这么简单？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的一份裁定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人抓了、卡也起获了，最后检方撤回了起诉。
一、案情简介
2021年9月，张某（化名）经中间人何某（化名）介绍，得知开办本人银行一类卡及U盾出售给“收卡人”可获每张3000至5000元。为获利，张某伙同另外5名办卡人从外地赶到北京顺义，在多家银行集中办理7张信用卡。办完后何某检查称其中2张额度不达标，其余5张让张某先保管、待需要时再提供。
当天，警方接反诈线索将何某、张某及另5名办卡人查获，随身起获信用卡。顺义区检察院认为，张某以出售为目的办卡5张以上，符合《电诈意见（二）》第九条“出售信用卡5张以上”情形，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提起公诉。
审理法院：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案号：（2022）京0113刑初15号刑事裁定书（2022年2月9日）
二、争议焦点
争点很集中：行为人以出售为目的办理多张信用卡，但卡片尚未交付给真正收购、使用卡片的“收卡人”，能否仅凭办卡数量就认定帮信罪“情节严重”？公诉机关认为可以，因为《电诈意见（二）》已把“出售信用卡5张以上”列为情节严重。法院和辩护人则盯着另一面：卡片始终没进入信息网络犯罪环节，连被帮助的正犯都还没出现。
三、法院裁判观点
顺义法院没有急着下判，而是先把道理讲透，主要说了四点。
第一，帮信罪的成立以存在被帮助的正犯为前提。刑法第287条之二要求“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并提供帮助。2019年“两高”司法解释第12条列举的“情节严重”，从支付结算20万元到被帮助对象造成严重后果，都指向同一前提：正犯已实际达到犯罪程度。脱离正犯空谈帮助，是对法条的误读。
第二，没把卡交给收卡人，出售就不算完成。何某只是组织办卡的中间人，并非犯罪链条一环，真正用卡的是下游收卡人。张某刚办完卡就被抓，卡未到收卡人手中，谈不上完成出售；而合法开卡本身是中性行为，与出售、出租信用卡在帮助阶段上完全不同。
第三，涉卡型帮信须关联到具体的信息网络犯罪。最高检解读《电诈意见（二）》时明确，出售信用卡5张还要查实被帮助对象达到犯罪程度，如结算诈骗金额3000元以上。本案卡片被当场缴获，未关联任何犯罪。
第四，从刑事政策看，这批人并非“断卡”行动的重点打击对象。张某等6人年纪轻，两人刚满18岁，多是在校生或农民工，初犯、无前科且未造成实际危害，情节显著轻微。按刑法第37条，可免予刑事处罚，以训诫、悔过或公安机关警告教育处理即可。
四、判决结果
鉴于犯罪构成的关键证据不足，顺义法院建议检方补证。后检方以“证据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张某等6人的起诉。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96条，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关联6个案件均已生效。要说明一点：撤回起诉不等于无罪判决，但实践中，这意味着本案没有对6名办卡人追究刑事责任。
五、结合2025年新规：本案为何与两高一部意见一脉相承
2025年7月28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简称《2025年意见》），共五部分十六条。其中关键一条印证了顺义法院的思路：办理涉“两卡”（银行卡、电话卡）帮信案件，应先行查证流入资金中被帮助对象涉嫌犯罪的金额是否达到立案（入罪）标准，防止仅因形式上符合“情节严重”就定罪，即“防止客观归罪”。
《2025年意见》还调整了“情节严重”标准：出售、出租本人3个以上银行账户且流入资金30万元以上，或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不再区分本人或他人），才属情节严重；并明确帮信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共犯的区分规则，强调宽严相济。
回看张某案，“卡未交付、未关联犯罪、情节轻微”三点，恰好契合《2025年意见》的尺度，这个撤诉案例可说是新规原则的早期实践。
六、实务风险提示
结合办案经验和新规，给普通人和涉案家属几点提醒：
1．银行卡、电话卡、微信支付宝账户，坚决不租、不卖、不出借。哪怕没获利，跨省批量办卡、收取异常报酬，也会被推定“明知”。
2．一旦被刑事传唤，第一时间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给自己留出从宽空间。在校生、初犯、情节轻微的，完全可能争取到不起诉或者缓刑。
3．别以为“只是帮人转个账”没事。“跑分”洗钱若涉及取现、拆分转账，可能从帮信罪升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最高判七年。
4．尽早委托帮信罪辩护律师介入。这类案件早期辩护空间很大，关键就在于“主观是否明知”“是否关联到具体犯罪”“情节是否严重”这三道关卡。
七、律师点评
帮信罪这几年被用得过宽，有人戏称它是“口袋罪”。张某案的价值，在于守住了刑法底线：处罚帮助行为不能脱离被帮助的正犯，更不能仅凭办了几张卡就入罪。2025年新规把“防止客观归罪”写进条文，方向是对的。
从帮信罪量刑标准看，本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并不算重，但一旦留案底，对在校生就业、政审影响长达多年。更想提醒读者：犯罪离我们不远，一句“借张卡用用”“帮忙走个账”，可能就把你送进被告人席。守住自己的两卡，就是守住人生。身边人若已涉罪，别慌、别乱签字，尽快找懂行的人把关，许多案子卡在证据和情节上，是留有余地的。
A1：一般不构成。帮信罪要求帮助行为关联到具体的信息网络犯罪，且被帮助的正犯达到犯罪程度。本案中张某等人办卡后未交付收卡人、未进入犯罪环节、无关联犯罪，检方最终撤回起诉。但若有证据证明卡已交付、已用于结算赃款，则另当别论。
A2：依据2025年7月28日《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出售、出租本人3个以上银行账户且流入资金30万元以上，或收购、出售、出租电话卡20张以上（不再区分本人或他人），才属于情节严重；且必须先行查证被帮助对象是否达到入罪标准，防止客观归罪。
A3：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处于犯罪链条末端、情节较轻、初犯、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的人员，依法可以从宽。符合情节显著轻微条件的，可能争取不起诉；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尽早委托辩护律师介入，是争取从宽结果的关键。
2022年至2024年间，被告人朱某仲等人赴境外，专门设立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接收、转移赃款的窝点（俗称“水房”）。该“水房”与境外诈骗人员同处一个即时通讯联络群：诈骗得手需要银行卡收款时，朱某仲等人便向国内专门提供资金转移帮助的“跑分车队”索要账户并发布到群内；被害人资金转入后，朱某仲等人核实到账、记账，再经虚拟货币将资金层层转至诈骗团伙控制的钱包。经查，该“水房”帮助境外诈骗团伙接收、转移诈骗资金共计人民币150万余元。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6日作出（2024）苏0981刑初210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朱某仲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收录于人民法院案例库，编号2026-04-1-222-002）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朱某仲等人为境外诈骗团伙接收、转移资金的行为，究竟构成诈骗罪共犯，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抑或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三种罪名在主观明知程度、客观行为方式与量刑上差异巨大，定性直接决定刑期长短。
法院经审理认为，区分三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与形成的配合关系。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及“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6〕32号）第四部分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帮助转移诈骗犯罪所得、套现取现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断卡”行动会议纪要》进一步明确：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参加诈骗团伙或与诈骗团伙形成较为稳定的配合关系、长期提供信用卡或转账取现的，可以诈骗罪论处。
本案中，朱某仲等人通过联络群能够清晰判断上游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仍专门设立“水房”为其提供专属资金转移通道，长期、深度参与诈骗链条，与犯罪团伙形成稳定配合关系，依法应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2025年施行的法发〔2025〕12号意见第八条进一步吸收了上述裁判规则。
裁判要旨：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通过设立“水房”等方式帮助诈骗团伙接收、转移赃款，与其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应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许多当事人容易把“钱没要回来”一律当成普通合同纠纷，其实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之间隔着一道关键界线——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也是民间借贷纠纷、合伙协议纠纷中最容易踩坑的地方。
第一，警惕“委托走账”变共同犯罪。民事领域，委托合同、居间合同本是正常的商业安排；但一旦明知对方从事违法犯罪仍长期稳定提供银行卡、账户或资金通道，性质就滑向刑事。切勿以为“只是帮朋友转个账”就与己无关。
第二，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正常的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劳务合同履行中产生欠款、欠条、债务转移或债务加入争议，属于民事纠纷，可通过诉讼主张违约责任、逾期付款利息。但如果签约时就没有履行能力、虚构事实骗取财物，则可能构成合同诈骗，与本案的定性逻辑一脉相承。
第三，重视证据与时效。在民间借贷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中，欠条只是证据之一，法院还会审查合同效力、实际履行与举证责任；同时要注意诉讼时效，及时委托律师固定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结算单等证据，避免因举证不足或超时效丧失胜诉权。
朱某仲诈骗案是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刑民交叉典型案例，提醒每一位合同当事人：无论是民间借贷、劳务合同还是建设工程合作，都要守住法律底线。遇到欠款不还、债务转移条件不成就或疑似合同诈骗的情形，应尽早咨询专业律师，厘清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及时固定证据、依法维权。
（本文根据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开案例改编，已保留案号与审理机构，人名、细节作必要处理，仅供学习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答：核心看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普通合同纠纷是履约中产生的争议（如欠款、违约），合同诈骗则是根本不想履约、用虚构事实骗钱，属刑事犯罪。
答：欠条是重要证据，但法院还会审查借款合意、实际转账、合同效力与举证责任。建议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借条等形成完整证据链。
答：如果明知对方从事诈骗等犯罪仍长期稳定提供帮助，可能构成诈骗罪共犯、帮信罪或掩隐罪。本案“水房”即被认定为诈骗罪共犯，获刑十年半。
答：一般为三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损及义务人之日起算。超时效起诉可能丧失胜诉权，应及时主张或咨询律师。
案情简介（已脱敏）：2013年，出借人某先生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及《土地抵押合同》，约定以土地抵押方式借款2000万元。合同由该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土地亦办理了抵押登记。借款到期后，公司未依约还款。
诉讼过程中，刑事案件查明：该法定代表人系伪造公章、捏造股东会决议骗取借款，构成合同诈骗罪，实际骗取1920万元。公司据此主张”钱是个人骗走的，与公司无关”，要求驳回出借人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判决：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920万元及利息。核心裁判理由：
行为人以法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表权的，该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有权向行为人追偿。
这类借款合同纠纷怎么起诉、怎么认定责任，法律依据清晰，核心是”代表权外观+相对人信赖”规则。民法典第504条确立了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订立合同的效力规则，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订立合同，公司不能当然免责：
| 法律依据 | 核心规则 | 对出借人的意义 |
| 《民法典》第 504 条 | 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订立合同，相对人善意的，合同有效 | 公司不能以 ” 越权 ” 对抗善意出借人 |
| 合同编通则解释第 20 条 | 相对人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构成 表见代表 的，依据 504 条处理 | 审查义务是胜诉关键 |
| 《经济纠纷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规定》第 5 条第 2 款 | 单位有明显过错且与损失有因果关系的，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有过错时仍须担责 |
注：上述规则与《民法典》第172条表见代理的法理一脉相承——判断核心都在于相对人是否有理由相信行为人的权限外观。
本案属于典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民间借贷纠纷一旦涉及刑事犯罪，很多人误以为”既然构成犯罪，民事就不用还了”，这是重大误区：
结合本案经验，公司借款不还怎么办，律师建议出借人做好四件事：
A：看合同主体与款项用途。以公司名义签订且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的，公司担责；有证据证明系法定代表人个人使用的，可将其列为共同被告。
A：依据2020年修正后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约定的借款利率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超过部分法院不予支持；民间借贷利息计算应区分借期内利息与逾期利息，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
A：可以。借贷行为涉嫌犯罪不影响民事诉讼，出借人仍可起诉要求还款；若犯罪事实与借贷基本事实关联，法院可能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结后继续。
这是一起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的「危险驾驶罪」272号案件，情节相当离奇。
一个普通的晚上，甲某被朋友邀请参加聚餐。席间朋友们一直劝他喝白酒，告诉他“喝不多”“查不出来”，还说朋友已经在前面探路，有查酒的话会提前通知他。甲某喝多了之后本想当晚就在当地住下，但被告知朋友在高铁站酒吧已经安排好了，让他开车一起过去。
于是，甲某开着车载着朋友们，从云龙收费站上了G42沪蓉高速公路。然而，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朋友们连哄带骗让他喝酒开车，然后有人直接报了警。甲某在梁平收费站出口被拦截检查。经检验，他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29.2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
这一切的背后主使者是戊某。戊某因涉嫌诈骗罪正在取保审期间，他为了获得从宽处理，想出一个“做局”的主意：教唆别人醉驾，然后他来举报，这样就能被认定为“立功表现”，从而获得从轻判决。戊某花钱雇佣乙某找人“做局”，乙某又找来丙某物色人选，最后选定了甲某作为被陷害对象。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案号：（2024）渝0155刑初4号）：
第一，甲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他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129.2毫克/100毫升，达到了醉驾入刑标准。但考虑到他是被他人设局欺骗才犯罪，罪恶较轻，可以适用缓刑，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
第二，乙某、丙某、丁某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他们采取欺骗等方法教唆本无犯罪意图的甲某在高速公路上醉驾，犯罪动机卑劣，情节恶劣，应当依法以危险驾驶罪共犯论处。而且他们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比甲某还大，因此被判处实刑：各判处拘役2个月。
第三，戊某的“立功”不成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戊某不仅提起犯意，还遥控指挥整个“做局”，他也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最终被判处拘役2个月，原本的诈骗罪判决也被改判更重的刑罚。
这是最高法发布的第272号指导性案例，对危险驾驶罪的审判有重要指导意义。作为犯罪嫌疑人家属，以下几点必须知道：
第一，什么是危险驾驶罪？法律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就触犯了危险驾驶罪。酒驾处罚是拘役1-6个月并处罚金，另外处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照。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醉驾、造成交通事故等，会被从重处罚。特别是在醉驾入刑新规下，虽然入罪门槛有所提高，但对于符合入罪标准的，实刑率大幅上升至０５%，量刑更严。
第二，“教唆醉驾”也要坐牢。这个案例重要意义在于，最高法明确了教唆犯罪的界定标准。采取欺骗等方法教唆他人醉驾，情节恶劣的，要作为危险驾驶罪共犯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只是口头上说了句“没事的，查不出来”，一般不作为共犯处理。
第三，花钱买来的“立功”不算数。犯罪分子要想获得立功表现从轻处罚，必须是真实、合法的检举揭发。通过贿买、欺骗等非法手段制造的线索，不仅不能被认定为立功，还会因“做局”本身而犯上新的罪。
这起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给我们提了个重要的醒：醉驾不是一个人的事。教缩别人醉驾、为了立功做局让别人醉驾，都会承担刑事责任。对于犯罪家属来说，家人被拘留是令人焦急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及时找到合适的刑事辩护律师，了解案件情况、确定辩护策略，尽可能争取从轻处理。
记住，每一份醉驾判决书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在承受绞心的痛苦。如果您的家人正面临危险驾驶罪控告，没有必要等待，立即寻求专业醉驾律师的帮助，是最明智的选择。
（本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272号编写，人物已做匿名化处理。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正式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专业律师。）
答：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等行为。其中，最常见的是醉驾。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即为醉酒驾驶，触犯危险驾驶罪。如果血液酒精含量在20-80毫克/100毫升之间，属于酒驾，需要承担行政责任，不构成犯罪。处罚方面，醉驾量刑为拘役1-6个月并处罚金，表属五年内不能重新考取驾照。
答：立即做以下几件事：第一，律师尽快上门参与，了解案件情况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结果，这是影响量刑的关键因素。第二，确认有无从重情节，如是否在高速公路上醉驾、是否造成交通事故、是否有过酒驾前科等。第三，了解是否存在立功表现、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第四，要特别注意危险驾驶罪共犯的问题——当时车上的乘客或一起喝酒的朋友有无教唆行为，这可能影响多人的刑事责任。
答：一般不会。根据这个指导性案例的定义，只是口头上说了句“喝不多”“查不出来”这种鼓励性的话，情节一般的，不会被作为危险驾驶罪共犯处理。但如果他采取了欺骗、强令等方法，比如说谎说前面有人探路、有查酒会提前通知，让你喝酒开车，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被追究。所以，经常一起喝酒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别因为一句话把自己给害进去了。
上亿流水网络开设赌场集团辩护，成功去掉恶势力认定，多名被告人二审减刑
本案一审案号(2018)渝0107刑初1054号、二审(2019)渝05刑终1118号，是网络开设赌场罪典型辩护判例。涉案人员成立多家空壳公司，以公司化分级运营境外赌博平台代理业务，两年招揽四千余名赌客，全平台充值流水高达上亿元，公诉机关起诉认定全案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经律师专业刑事辩护，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开设赌场不认定恶势力，二审阶段多名当事人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足额缴纳罚金，顺利实现量刑从轻改判。
一、案件基本案情（网络赌博集团运营模式）
几名自然人合伙注册多家商贸、网络科技空壳企业，搭建四层组织架构：股东决策层、部门经理、小组主管、一线业务员。业务员使用社交软件伪装身份线上引流，引导用户注册境外百家乐、龙虎斗赌博平台，员工薪资由底薪+引流充值提成构成，按层级梯度计提佣金。案发后三十余名涉案人员陆续被抓获，公诉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网络开设赌场罪提起公诉，全案涉案参赌会员四千余人，涉案资金数额巨大。
二、本案核心辩护焦点：能否认定恶势力犯罪
焦点1：仅经营网络赌博，是否符合恶势力认定标准
控方主张团伙规模化运营赌博，应定性恶势力集团；辩护方从行为特征、作案方式举证：团伙全程线上招揽赌客，无暴力、威胁、敲诈、寻衅滋事等违法手段，无欺压百姓、扰乱地方行业秩序行为。法院采纳辩护观点：单纯以牟利实施开设赌场罪，无涉黑恶配套犯罪，不符合恶势力法定构成要件。
焦点2：公司化团伙=犯罪集团就要定恶势力？
法院区分犯罪集团与恶势力集团：本案属于开设赌场罪犯罪集团，组织层级完整、人员固定、长期持续作案，但犯罪集团≠恶势力，缺少暴力欺压等法定特征，依法剔除恶势力定罪。
焦点3：二审全额退赃能否从轻量刑
多名被告人二审期间主动退出全部违法所得、足额预缴罚金，依据刑诉量刑规则，二审法院据此对相关人员下调刑期。
三、法院裁判核心观点
1、团伙分层运营境外赌博代理，以营利招揽赌客充值，全案成立网络开设赌场罪犯罪集团，区分首要分子、主犯、从犯分层量刑；
2、全案仅单一赌博犯罪，无暴力胁迫、为非作恶行为，不满足恶势力法定要件，撤销恶势力指控；
3、二审退赃认罚属于法定从轻情节，对涉案人员依法减轻处罚。
四、刑事律师办案要点
办理开设赌场罪辩护案件，区分普通赌博团伙与恶势力是关键：第一梳理全案取证，固定无暴力作案、无欺压群众证据；第二围绕恶势力司法解释逐条质证，剥离恶势力定性；第三庭审及二审阶段指导当事人退赃缴罚，争取从轻量刑。
五、案件总结
近年大量以公司形式运营的线上赌博案件，当事人极易被指控恶势力犯罪集团。通过专业开设赌场罪辩护，紧扣恶势力认定法定条件，举证无暴力、无欺压的案件事实，可成功打掉恶势力定性，再借助全额退赃实现量刑降档。
A1：单纯网络开设赌场罪、无暴力胁迫欺压行为，依法不能认定恶势力。
A2：侦查、审判阶段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缴纳罚金，是开设赌场罪重要从轻量刑情节。
A3：长期代理境外赌博网站、分级提成引流参赌，司法实践大多按网络开设赌场罪定罪。
——为制止家庭暴力而造成施暴人死亡案件的定罪与量刑
关键词： 刑事 故意伤害罪 家庭暴力 正当防卫 防卫过当
基本案情：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常某犯故意伤害罪，向江津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常某对指控其故意伤害的事实没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常某的行为属防卫过当；常某作案后自动投案，构成自首；案发后取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且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建议对常某判处缓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常某与父亲常某春(被害人，殁年56岁)、母亲郑某共同居住，常某春经常酒后辱骂、殴打家人。2012年8月29日18时许，常某春酒后因琐事辱骂郑某，郑某到常某的卧室躲避。当日20时许，常某春到常某的卧室继续辱骂郑某，后又殴打郑某和常某，扬言要杀死全家并到厨房取来菜刀。常某见状夺下菜刀，常某春按住郑某头部继续殴打。常某遂持菜刀砍击常某春头、颈、肩部等处十余刀，后立即将常某春送往医院救治。次日，常某到公安机关自首。同日22时45分许，常某春因失血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13）津法刑初字第00118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常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1.对被害人常某春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被告人常某有权进行正当防卫。经查，被害人常某春因琐事殴打妻子郑某和被告人常某，又扬言要杀死全家，随即到厨房拿来菜刀来到郑某、常某所在的卧室，常某将菜刀夺下后，常某春对郑某的头部进行殴打，常某春的行为，属于侵害人身权利的家庭暴力，对这类家庭暴力如不及时制止，会给被害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属于“不法侵害”的范畴。常某虽不是被侵害者本人，但为了保护母亲郑某免受暴力侵害，有权利对施暴者实施的家庭暴力进行制止，其行为符合正当防卫成立必须具备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防卫意图和对象条件，具有防卫性质。
2.被告人常某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构成防卫过当。经查 ,被告人常某将施暴人常某春手中的菜刀夺下后，常某春继续徒手对郑某进行殴打，经人体损伤检验，郑某全身未见明显损伤，神经系统检查亦无异常。常某本可以采取非致命的防卫措施制止常某春的不法侵害,但常某却持菜刀砍击常某春十余刀，造成常某春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综合施暴人常某春实施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受暴人郑某面临的危险程度，以及常某春既往实施的家庭暴力未发现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等进行判断，防卫人常某持刀砍击的强度和造成常某春死亡的损害后果、常某春徒手实施家暴行为的严重程度相比，明显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3.被告人常某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经查，尽管被告人常某持菜刀连续砍击被害人常某春十余刀，造成常某春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常某所持菜刀是从常某春手中夺下的，其持菜刀砍击常某春是在常某春扬言要持刀杀害全家及继续对郑某施暴的情况下，一时激愤而实施的连续反击行为，应充分考虑在紧迫情况和强烈情绪之下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通常有所减弱，从而与非处于防卫情况下的主观心态应有所区别。从案发后常某的反映来看，常某在常某春被砍流血倒地后马上喊邻居帮忙将常某春送往医院抢救，并多次向医护人员提出要全力抢救，积极缴纳治疗费用，在抢救过程中出现血源紧张时，主动要求献血。上述表现均证明常某在主观上并非希望或者放任常某春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常某主观上只具有伤害的故意，而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4.关于本案的量刑。经查，被告人常某具有多个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具体包括：(1)常某针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不法侵害进行防卫，造成施暴人常某春死亡，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 ,应当依法减轻处罚。(2)常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3)被害人常某春具有家庭暴力既往史，且本案因常某春实施家庭暴力引发，常某春在案发起因上存在明显过错。(4)案发后，常某积极对常某春进行救治，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5)常某得到了母亲郑某的谅解，常某春的其他亲属和邻居也要求对常某从轻处罚。综上，一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裁判要旨：
正当防卫的对象不仅包括犯罪行为，还包括违法行为。对正在进行的侵害人身权利的家庭暴力，行为人有权进行正当防卫。对施暴人实施制止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构成防卫过当。在处理防卫过当的案件时，应根据防卫过当行为人的行为、后果和主观心理态度，依据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确定罪名。对具有防卫因素和被害人具有实施家庭暴力过错责任的，量刑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切实做到罪刑相适应。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234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
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19条、第20条
一审：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3）津法刑初字第01188号刑事判决（2013年5月3日）
——行为人到案后仅交代部分犯罪事实是否构成坦白的审查认定
关键词： 刑事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部分犯罪事实 坦白未成年人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与杨某某（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共谋贩卖毒品，二人约定刘某负责提供毒品和联系买家，杨某某负责交付毒品。2021年9月至11月间，刘某、杨某某三次共向他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5小包、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2颗，总价人民币1250元，其中向未成年人马某某贩卖毒品一次，涉及甲基苯丙胺2小包、甲基苯丙胺片剂1颗。
被告人刘某于2021年11月10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刘某供述了其中两次贩卖毒品的事实，对贩卖毒品给未成年人马某某的事实拒不供认。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2）渝0240刑初第6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刘某提出上诉，以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等为由，请求从轻处罚。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8日作出（2022）渝04刑终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人刘某是否具有坦白情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六款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该条规定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指供述自己犯罪的主要事实或者基本事实。犯罪嫌疑人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应当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利用、教唆未成年人杨某某帮助其贩卖毒品，并将毒品贩卖给未成年人马某某，依法应予从重处罚。刘某存在多起贩卖毒品事实，虽然其如实交代的贩卖毒品数额和次数多于未交代的数额和次数，但其未交代向未成年人马某某贩卖毒品的事实部分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严重程度高于已交代部分，且该未交代部分影响对刘某量刑档次的适用。刘某的供述避重就轻，不能视为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因而不构成坦白。
裁判要旨：
行为人多次实施同种犯罪行为，到案后仅交代部分犯罪事实，未交代的犯罪事实严重程度高于已交代部分且影响对其量刑档次适用的，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第347条
一审：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2）渝0240刑初第68号刑事判决（2022年4月25日）
二审：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4刑终82号刑事裁定
（2022年7月8日）
关键词： 刑事 危险驾驶罪 立功表现 教唆危险驾驶 共同犯罪裁判要点
采取欺骗、怂恿等方法教唆他人实施醉酒危险驾驶犯罪，情节恶劣的，依法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论处。仅以“不会被查处”、“喝得不多 ”、“查不出来”等言语对醉酒危险驾驶者进行鼓励，情节一般的，可不作为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论处。
基本案情：
2023年6月，另案被告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在取保候审期间，李某为获得从宽处理，产生揭发他人犯罪、谋取立功表现之念。8月中旬，李某委托被告人聂某环“做局 ”诱使他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为其“制造”立功表现机会，承诺支付聂某环报酬人民币2万元（币种下同）。聂某环又委托被告人方某程物色人选，后选定被告人艾某作为醉驾被揭发对象。此后，聂某环、
方某程、李某及其女友梁某雨经分别商议，确定由方某程、梁某雨、聂某环的女友邝某（案发时系未成年人，不起诉）等人陪同艾某饮酒，并教唆艾某在高速公路上醉驾，再由李某揭发的分工方案。李某预付聂某环3000元报酬。
2023年8月29日，被告人聂某环安排被告人方某程邀请被告人艾某到重庆市梁平区云龙镇聚餐，并提供汽车让方某程借给艾某驾驶，安排邝某陪酒，另案被告人李某安排被告人梁某雨假扮邝某表姐一同陪酒。当日下午，艾某驾驶汽车搭载方某程、梁某雨与邝某等人碰面后，在云龙镇某饭店吃饭，席间众人均饮酒。梁某雨、邝某分别通过微信将艾某饮
酒的情况告知李某、聂某环，李某叮嘱要让艾某喝白酒，以达到醉酒标准。梁某雨以请代驾人员为由，骗艾某放心大量饮酒。艾某流露出当晚想在当地住宿之意，邝某为促成艾某酒后驾车，骗称朋友已在梁平南站的酒吧安排包房，邀请艾某等人一同前往。为确保艾某酒后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聂某环假装偶遇出现在饭店门口，在艾某表示不敢酒后驾车时，教唆艾某驾车跟随其乘坐的汽车，经G42沪蓉高速公路回梁平城区 ,谎称若发现前方有警察检查，其会提前通知艾某。后艾某驾驶汽车搭载方某程、梁某雨、邝某等人跟随聂某环乘坐的汽车，从云龙收费站进入G42沪蓉高速公路往梁平方向行驶。聂某环将艾某在高速公路驾车的信息告知李某，李某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向公安机关揭发艾某醉驾行为。当日22时44分，艾某在梁平收费站出口被警察查获。经鉴定，艾某血液酒精含量为129.2毫克/100毫升，属醉酒。
2023年8月底、9月初，另案被告人李某向被告人聂某环支付1万元报酬，并委托律师到公安机关调取其揭发材料，提供给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作为其有立功表现的证据。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认定李某有立功表现，对其从轻处罚，于2023年9月13日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2023年10月，重庆市梁平区公安局在侦办艾某涉嫌危险驾驶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艾某系被被告人聂某环、方某程、梁某雨及邝某“做局”而醉酒驾驶的事实。同年11月至
12月，梁某雨等四人陆续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李某犯危险驾驶罪，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撤销原判，以诈骗罪改判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危险驾驶罪判处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予以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4）渝0155刑初
4号刑事判决： 一、被告人艾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被告人聂某环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三、被告人方某程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四、被告人梁某雨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中，被告人艾某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对此并无异议，争议焦点在于教唆他人醉酒危险驾驶行为的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司法实践中，与醉驾者存在共同意思联络的情形多样，是否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论处，应当结合行为人对促成醉驾行为所起作用、与醉驾者的关系、醉驾后果、刑事处罚必要性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采取欺骗、怂恿等方法教唆 、强令他人醉驾，情节恶劣的，应依法作为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论处；对于仅以“不会被查处”、“喝得不多”、“查不出来”等言语对醉驾者进行鼓励，情节一般的，可不作为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论处。
本案中，被告人聂某环、方某程、梁某雨为了替另案被告人李某
“制造”立功表现机会，反复唆使本无犯罪意图的被告人艾某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犯罪动机卑劣，情节恶劣，对三被告人应当依法以危险驾驶罪共犯论处，且相较于艾某，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更大 ,应当承担更重责任，故对聂某环、方某程、梁某雨依法判处实刑，对艾某依法宣告缓刑。
此外，关于另案被告人李某行为的定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第四条第一款规定 ：“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 、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 ,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李某为获得从宽处理，支付报酬，指使被告人聂某环、梁某雨教唆被告人艾某实施犯罪并检举揭发，不构成立功 。李某不仅提起犯意，还在聂某环、梁某雨等人“做局”教唆艾某危险驾驶过程中，与二人保持密切联系、遥控指挥，其亦构成危险驾驶罪共犯，且根据其犯罪情节应依法从严惩处。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9条、第68条、第133条之 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 2010〕60号）第4条第1款
